如今的人，出门忘记带手机，几乎像丢了魂一样。这既说明了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也直观地警示我们：大家的“魂”别被手机“勾”走了！沉迷手机的人，表面上在听课、吃饭、聊天，心却已经“飞”走了。因此，很多人著书立说，讨论智能手机潜在的负面效应，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焦虑的一代》便是其中之一。
总的来说，《焦虑的一代》讨论的是智能手机对Z世代的心理伤害问题，可以称之为“海特问题”。所谓Z世代，指的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在电子产品、网络世界、智能手机的包围下长大，常常被称为“赛博空间的原住民”。什么是“海特问题”呢？海特认为，Z世代心理状况普遍堪忧，表现为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故而可以称为“焦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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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式童年”导致儿童精神退化
在海特看来，恐惧是对真实威胁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潜在威胁的担心，抑郁往往是自认为或确实没有被社交环境所接纳，而“孩子们真正关心或焦虑的是虚拟社交世界里发生的事，而非眼前的所见所感”。也就是说，Z世代年轻人的心理问题，是智能手机映射出的赛博空间造成的，而不是真实的风险所造成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焦虑的一代》将Z世代的精神特质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21世纪初以来电子产品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影响了Z世代的童年生活，使之从玩耍式童年转向手机式童年，海特称之为“童年大重构”。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2010至2015年，西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急剧攀升，而这恰好与乔布斯2007年推出iPhone手机的时间点基本吻合，他由此推断智能手机严重伤害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过度保护式的育儿方式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流行，这大大减少了儿童和青少年对真实世界、社会的接触。
《焦虑的一代》将手机式童年的危害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社会剥夺，儿童缺乏正常的社会刺激和社会交往；第二，睡眠剥夺，玩手机影响其正常睡眠；第三，注意力碎片化，手机使儿童不能集中注意力；第四，成瘾，很多儿童玩手机成瘾。这些危害叠加在一起，阻止了孩子们对新世界的探索，“让我们的孩子在心理上变得不健康，在社交上变得孤立无援，并感到极度不快乐”。海特还指出，社交媒体对女孩的成长影响更大，而电子游戏和色情网站对男孩的成长影响更大。
海特认为，上述危害最终导致了儿童的精神退化，表现为6个方面，即缺乏意义、神圣和超越性，真实的身体体验和表达不够，在安定、宁静与专注方面出了问题，过于以个人为中心和过于自我，易怒而忍耐、宽恕不足，丢失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也就是说，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的背后是更为广泛的精神伤害。
当代“保护悖论”：现实世界过度保护，虚拟世界保护不足
与之相对，海特推崇过去的玩耍式童年。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长的需求。慢慢成长、自由玩耍、现实交往，在现实世界的自由玩耍中，儿童可学会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经历足够的社会学习过程。二是成长的动力。儿童有些冒险玩耍很常见，可以发现、探索新世界，也有助于反脆弱性的培养，同时逐渐脱离父母的照护。三是成长的阻碍。孩子可以逐渐脱离父母而独立，也就是说，在相应的年龄做相应的事情，既不会让其过早接触成人世界，也不会让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而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孩子们成长。
当代儿童心理教育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海特提出的“保护悖论”，即“现实世界中的过度保护和虚拟世界中的保护不足”。由此，他提出的应对方案很有针对性：儿童应该拥有更多更好的线下活动体验和更少更好的线上活动体验。通俗地说，孩子们要多参加线下活动、户外活动，少玩手机、少上网，玩好手机、玩好网络。
展开来说，海特提出的是一套系统的、由全社会参与的手机控制方案，需要父母共同努力、科技公司开发新技术、有关部门制定法律规章，以及全社会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可操作措施有四条：一是孩子上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机；二是孩子16岁前不开设社交媒体账号；三是学校禁止使用手机；四是让孩子有充足的自由玩耍时间以及自主权。
海特讨论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但大多也适用于中国国情，值得关心儿童教育的所有人深入思考。应该说，我们在手机控制方面相对比较严格，但是仍然有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不过，控制年轻人尤其是儿童使用智能手机，不等于完全杜绝手机。显然，我们正在进入AI辅助生存社会，也就是所有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将在AI的帮助之下完成。如果杜绝使用手机，就享受不到它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日后很难快速适应社会，进而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我们应该注意智能手机对孩子们造成的负面效应，但不能完全把他们隔绝在赛博空间之外。
让人焦虑的究竟是手机，还是手机中映射出的世界？
笔者认为，海特的观念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对如今年轻人心理问题的统计数据要深入分析。众所周知，很多大学者包括福柯在内，都曾批评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病学化”，即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结果导致精神病人、不正常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精神病学诊疗手册自首次出版后，每次修订再版都越来越厚，各种新增的精神病名目层出不穷。精神病医生越来越多，就会发现更多的病人，因此心理学统计数据要仔细分辨。
其次，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归因于新科技产品令人生疑。究竟是手机让人焦虑，还是手机中映射出的世界让人焦虑？虚拟世界不可能与现实世界完全分离，相反它是现实世界某种夸张、变形的反映。比如智能手机上瘾问题，很大原因是资本驱动设计师采用大量成瘾设计所造成的。所以，与其说新科技导致成瘾，不如说是技术-资本双螺旋结构导致成瘾。AI可以向善，亦可以向恶，关键在于人如何应用、控制AI。
最后，海特所谓2010年以前的玩耍式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认为，20世纪50年代电视对童年期的冲击，打破由文字印刷所形成的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鸿沟，自此儿童成了“小大人”，真正的童年也就消逝了。按照海特的思路，这可以称为玩耍式童年向电视式童年的转变。也就是说，早在那时玩耍式童年就消逝了。没有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占据童年的玩耍时间，要达到海特期望的理想教育状态，不只是控制智能手机这么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精神状况并非亘古不变。比如说专注力问题，AI时代迅速、发散的心智可能更有竞争力。有些Z世代的年轻人可以同时操作几部手机，有的是在追剧，有的是在聊天，时不时要暂停或加速，或者和人语音说几句。这样的操作，“赛博空间的非原住民”就很难忙而不乱。谁能说这样的思维状态，不会成为日后的主流呢？
一言以蔽之，年轻人使用智能手机是一个“度”的问题，绝非“是否”的问题。当然，这个“度”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和不断变化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