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第一期封面（左）和2025年5月最新一期封面。
■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论文写完了吗？发表在哪里？影响因子多少？”对不少科研人员而言，论文“三问”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学术发表的步伐。另一端，学术期刊编辑们也在苦恼，稿源少、质量差，甚至不少期刊面临着“无稿可用”的困局。
“非学术性因素的压力限制着学术期刊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通讯》主编孙昌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直言，在“唯影响因子”“唯分区”“唯定量评估”的“绑架”下，科研人员和学术期刊陷入双重困境。
《理论物理通讯》198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创办，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英文版专业性学术期刊。自2013年起，孙昌璞担任该期刊主编。基于多年调研观察，他认为，学术期刊应客观反映国家科学发展的整体水平，坚守促进学术交流的初衷，“我们要重视学术论文的长期生命力，带动学术期刊健康发展”。
搭建学术交流的核心平台
《中国科学报》：1982年彭桓武先生创办《理论物理通讯》时，办刊宗旨和定位是什么？他对这本期刊的发展有何期许？
孙昌璞：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彭桓武先生创办《理论物理通讯》，核心目标是促进中国与全球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各领域开展直接深入的理论思想交流。希望《理论物理通讯》成为国内外理论物理学术交流的核心平台，推动物理学理论发展，助力中国理论物理成果走向世界。
自2013年我正式担任编委会主编至今，期刊的宗旨和定位始终未变。当前，我国科研论文数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但在国内期刊上的发表量很少，这和我国整体的科学发展水平不匹配。此外，随着国际学术环境的深刻变化，及时呈现我国理论物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已成为期刊未来发展中更关键的任务。因此，这一目标更凸显了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时代使命。
《中国科学报》：《理论物理通讯》在国内外理论物理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其核心竞争力和特色是什么？与其他同类期刊相比，独特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昌璞：《理论物理通讯》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对理论物理内在综合交叉特征的深度把握，依托高水平专业编委团队和严格审稿流程，确保论文学术质量。具体而言，我们坚持强调期刊的基础性和原创性，重视基础理论，不发表与实验相关的文章，同时紧密跟踪国内外理论物理前沿动态，把握理论物理领域内在的学科交叉特征，及时发表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与同类期刊相比，《理论物理通讯》历史“悠久”，是我国第一本对外的物理学期刊，依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研究机构及其全球学术网络，经过几代人积累，形成了学术底蕴深厚的编委队伍，具有丰富的科研资源。
作为中外理论物理学者的交流桥梁，《理论物理通讯》汇聚了全球优秀成果，力求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论物理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中国科学报》：你曾表示，《理论物理通讯》需兼顾学术性与影响力，使其与中国科技发展相匹配。未来，应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孙昌璞：未来，首先要在坚守学术性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审稿效率、缩短论文发表周期，推动科研成果更快与读者见面，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挖掘和培育高质量稿件。
其次是坚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持续吸引国外优秀学者投稿，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担任编委或客座编辑，深度参与审稿与组稿工作，提升本期刊国际知名度。
最后是推动学科融合，应当鼓励发表理论物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定期组织专题研讨和学术会议，促进跨学科交流合作，进而拓宽期刊的研究维度与视野。
重新界定“好期刊”
《中国科学报》：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现状如何？与国际一流期刊相比，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
孙昌璞：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论文在数量上有飞跃式发展，部分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但在整体发展上，我国学术期刊首先需摆脱“三唯”，即“唯影响因子”“唯分区”“唯定量评估”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好期刊”的标准，才能客观理性看待我国学术期刊发展。什么是一本好的期刊？我认为，最好不用影响因子这类间接指标衡量，即依靠某些数据组合计算而来的指标，而要采用直接指标。具体包括4个方面，即按学科分类的合理发文量、较高的总引用次数、具有标志性的经典论文，以及学界广泛认可的口碑——抛开功利性元素，作者投稿时优先考虑、读者主动关注的学术平台。
学术期刊的口碑非常重要。如何判断学术论文是否具有长期生命力，我认为可以用学术半衰期的概念，即某一期刊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达到该期刊论文总被引用次数一半时所需的时间，来评估该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时效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半衰期不同，需要根据学科或领域特点具体分析。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好稿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之源”，但数理学科新成果诞生周期长，尤其是理论研究周期更长。你认为，纯理论类期刊在提升学术影响力、推动学科发展上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孙昌璞：首先是成果产出存在生命周期瓶颈问题。数理学科，特别是理论物理研究，成果孵化和验证周期显著偏长。例如，1954年杨振宁和罗伯特·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历经60年才得到实验完全验证，这表明在理论提出的早期阶段评价理论好坏是有困难的。因此，纯理论类期刊稿源更新、期刊研究主题更新都较慢。这类期刊只有通过高频次的新成果发表才能提升影响力，而不要过早评价它，让时间说话。
其次是激烈的学术竞争环境。当前学术期刊数量庞大，各领域的优质期刊都在竞争作者与读者资源。在期刊“三唯”等非学术评价导向下，纯理论期刊从同类期刊中突围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最后是学科融合的语言壁垒。理论物理是物理学内外多学科融合的核心领域，其专业术语和研究方法存在较高门槛，客观上限制了期刊内容向交叉领域的大规模拓展。
消除“影响因子焦虑”
《中国科学报》：你提出“口碑、声誉和认可度是评价学术期刊最关键的指标”，而当前学术期刊普遍面临着“影响因子焦虑”，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孙昌璞：我认为，要旗帜鲜明地批判“三唯”倾向。影响因子本质上是“研究热度因子”，其计算公式是某期刊过去两年论文在当年的总引用次数，除以同期发文量。这一计算过程看似客观，却存在多重人为操纵空间。例如，逆学科规律压缩专业发文量、通过“自引”“互引”或定向组织“专辑”提升引用数、大量发表不计入分母的“新闻类”非学术文章等，过于强调此类“非学术性”因素会对学术期刊的专业性造成一定破坏。
同时，过度强调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会诱导学界盲目追逐热点，进而导致内容趋同，抑制探索性研究。青年学者为职业发展短期跟风尚可理解，但若整个学术界陷入此境，将成为我国原始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此外，理论成果的引用周期通常超过两年，导致基础理论类学术期刊在影响因子评价体系中被系统性低估，科学工作的长期价值被忽视。
因此，影响因子本质上是衡量研究热度的指标。很多学术研究的价值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完全依靠影响因子的单一指标并不符合科学规律，但也并非意味着完全抛弃影响因子。
《中国科学报》：我们该如何应对“影响因子焦虑”？
孙昌璞：国际经验表明，“低调”的期刊也可能成为诺贝尔奖级成果的摇篮。例如，日本的《理论物理学进展》创刊于1946年，虽然影响因子不高，但多年来始终聚焦粒子物理、统计物理等基础领域，刊登了多项改写物理学史的成果，学术半衰期较长。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与小林诚提出的解释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的“小林-益川矩阵”，其原始论文就发表于该刊1973年卷。该期刊系统性收录了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日本理论物理学派的诸多成果，形成了学科脉络的“知识地图”。时至今日，我还会经常翻翻这类期刊。
这启示我们，学术期刊的发展需要坚守基础研究阵地，匹配我国科学发展的整体水平，推出更多有长期生命力的学术论文，而不是一味炒作“影响因子”，不要用过多非学术型因素“绑架”学术期刊，不然会形成错位的科学价值观。因此，当前学术期刊的发展必须回归促进学术交流的初衷。
打造学术期刊“口碑”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呼吁“让科研评价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环境下，学术期刊应如何改变以激发原始创新？
孙昌璞：学术期刊要回归口碑与学术生态的良性循环，“好期刊”的定义不能局限于量化指标。例如，理论物理学家提交原创成果时，首要考量是期刊的学科公信力——口碑是学术共同体对期刊长期质量把控能力的信任。坚持“原创性”定位的《物理评论快报》已成了全球理论学者检验自己重要发现是否成为共识的首选平台；《数学物理杂志》和《数学与理论物理学杂志》则是数学物理领域的优选平台。有口碑的学术期刊也承担着知识传承功能，长期关注、记录某一领域的发展成果。总的来说，这些期刊坚持了有自己特色的初心，成为一个真正传播创新科学知识的平台。
我们也要反思当前量化评价体系，不能盲目搞数字崇拜，而要做到价值回归。当前人为高影响因子的“标签化”评价，导致理论物理等基础学科面临“劣币驱逐良币”风险。为提升短期引用量，部分团队和学者转向“热点跟随型”研究和没有深刻科学意义的名词创新。年轻学者也因各种压力回避长期理论和实验方法的创新，转向易发“顶刊”的辅助性研究，最终造成创新力流失。
因此，我认为，学术期刊需经过严格审稿标准，不仅优先支持真正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还要支持不同观点的严肃科学批评与学术争论，推动学术评价回归科研价值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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