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离 1986年7月，23岁的王宝山面临选择：读书还是继续踢球。
当时，王宝山在陕西省队已经踢了几年，有了点名气，但他觉得，自己进不了国家队，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训练很苦，只不过，有些苦是他“自找”的——每天早上6点，当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起来练了，每天训练结束后，他自己还要练一个小时，陕西省体工大队吃饭是有时间限定的，王宝山有时候会错过“饭点儿”，只能自己去外面吃碗面条，吃个烧饼；此外，有时候连洗澡水也没有。
王宝山把想法和教练说了，教练几次劝他，但王宝山一直犹豫，后来，教练告诉他，7月份有个“宝成杯”，在西安打，国家队和国青队都来，“如果打完你还是没啥希望，我就同意。”
那年的7月19日，陕西队和国家队在西北体育场（陕西省体育中心前身）开战，公开售票，观者如云。陕西队赢了，1比0，王宝山表现出色。
但球迷不干了，当时，陕西只是乙级队，当时整建制存在的国家队，居然输球，引发了球迷的怒火。
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是高丰文，虽然队内有马林、柳海光等前锋，但他还是关注到了王宝山，来陕西前就和当地打了招呼，“我要看看王宝山”。
国家队回北京后没多久，国家体委的征调函就到了体工大队，王宝山梦想成真，成了国脚。
很多人都以为，王宝山是第一位陕西国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之前，还有一个“猛人”夏永伟，从中卫改打的前锋，1977年的时候，他曾入选张宏根执教的国家队，但因为伤病没有站住脚。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的全运会上，王宝山曾和夏永伟并肩作战。
夏永伟出生在天津，11岁时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到了陕西兴平；王宝山和他的情况差不多，他出生于山东临沂，小时候跟着父亲到了宝鸡，父亲在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宝成航空仪表厂工作，当地人惯称“三八厂”（工厂信箱）。
“三八厂”很牛，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个航空陀螺仪表，第一套导弹自动驾驶仪，第一套航空航姿导航系统和第一套航空飞行指引系统，都是这个厂研究出来的。当年宝鸡经济形势低迷的时候，大家都说“三八不倒，宝鸡不倒”。
但在王宝山眼里，“三八厂”最厉害的是有一块天然草皮球场，这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
王宝山当时的家，就在球场边上，父亲不会踢球，但喜欢看。他的足球启蒙老师是班里的体育老师，而且，是位女老师。
王宝山体能好，当时是“三八小学”的体育尖子，三料队长——足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后来，陕西省田径队找到王宝山，希望他练中长跑，王宝山如果去了，就等于有了正式工作，他就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我还是喜欢你踢球。”
至于篮球，由于个头的原因，王宝山也放弃了，就这样，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就这样“完成”了。
后来，王宝山去了宝鸡体校，在这里，他再次面临选择。
1979年全运会，当时有少年组比赛，分在太原赛区的陕西队挑人打预选赛，王宝山没选上，而在当时，他自认是宝鸡体校第一球星。
心灰意冷之下，王宝山不想踢了，他想考西安体院，在这个过程中，陕西青年队组建，选中了王宝山。
王宝山再次和父亲商量，父亲就说，你考体院，出来也就当个体育老师，如果继续踢球，可能“踢出来”。
多年以后，王宝山回忆接到入选国家队通知的时候，“并不兴奋”。
在国家队，王宝山开始打替补，大放异彩是1988年的卡塔尔亚洲杯，由于柳海光留洋无法参赛，王宝山和马林搭档，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名。
但随后两年，王宝山和中国足球一样，连遭厄运，先是世预赛上的“黑色三分钟”，然后兵败北京亚运会，皮耶蓬一剑封喉。“踢得太臭了，咱们家玻璃都被砸了。”国家队解散，王宝山回到陕西，这是妈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当时，全国都在讨论，为何会输给泰国，亚运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王宝山去给少体校上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举手，“为什么那天输给泰国队？”
亚运会后，王宝山出国了，和天津的段举一起去了日本的乙级队大冢制药（现在的德岛漩涡），第一年就帮助球队升级，第二年，段举离开，唐尧东来了。
去日本前，辽宁队想要王宝山，但多次传闻解散的陕西队不想放，领导告诉他，别想去其他省队，但出国可以。就这样，王宝山留洋了。
事实上，北京亚运会前，有德国俱乐部找过王宝山，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放他。
在大冢，王宝山踢了两年，当时，中国足球水平高于日本，打日本“随便两三个球”，但日本球员的自律，让王宝山“害怕”。
比如说俯卧撑，在中国是窜着数的，日本球员可能做到19不行了，“我说做不了你就别做了，他会和你急。”王宝山说；比如说跑圈，日本的会“跑吐了为止”。
“展现出很可怕的一面。”许多年后，想起那一幕，王宝山仍是忍不住慨叹。
原本，王宝山可以在日本继续踢，但1993年是全运年，陕西要求他“必须回来”。
踢完全运会，王宝山再次面临选择，当时，辽宁、深圳、八一、火车头都想要他，但最终，他选择了佛山，理由很简单，“佛山答应我退役后当教练。”
对于当教练，王宝山一直有个心结。1990年8月，中国队前往新西兰打热身赛，当时，新西兰都是业余球员，第一场打新西兰国家队前，高丰文带着球员们在驻地小区转悠，到了一个面包店，一个正打扫卫生的哥们看见他们，问是不是中国队，他们说是，这哥们一脸兴奋，“下午我们就是和你们比赛”。王宝山一脸“不屑”，他和谢育新说，“这家伙说什么呢，我们是国家队。”
赛前一看新西兰球员的热身情况，王宝山更是嗤笑，“看他们的技术多粗糙。”但比赛一打起来，中国队就懵了，被冲击得不成样子，虽然柳海光先进一球，但对方连扳两个，最终1比2输掉了比赛。
王宝山不明白，就这么输了？事实上，当时他不理解的还有，中国队每天训练差不多三个小时，但还是打不过欧洲球队——他希望到了教练层面上，可以“明白”这些事。
当时，佛山队是“民办官助”模式——1988年，佛山市30个企业联盟集资500万元，成立了佛山市发展足球基金会和佛山足球队。佛山市政府支持足球改革，经济上给政策，在政治和生活上关心运动员和教练员，甚至允许随队家属落户佛山。
和“白云模式”、“万宝模式”相比，“佛山模式”被称为“职业化的实验室”。
1995年，王宝山成为佛山主帅，开启了自己教练生涯，此后，云南、深圳、成都、重庆、江苏、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俱乐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此外，他也执教过国字号。
可惜的是，那么多年，王宝山始终和陕西无缘，只在2018年短暂出任长安竞技顾问，他曾多次表示“只要陕西足球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2022年，机会来了，他成为了陕西长安竞技的主帅。擅长保级的他，能否帮助球队圆梦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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