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钦国
蒲松龄11岁入学，19岁考取生员(秀才)。
《蒲松龄年谱》载:“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十九岁，应童科之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清朝童生考中生员平均年龄24岁，录取率约2.5%(后期略高)。
蒲松龄在县试、府试、院试中均取得第一，19岁时以“小三元”的身份获得生员功名，在科考路上起步还是比较早的。
感恩施闰章的嘉许
蒲松龄考取生员那年任山东学政的是江南宣城(今安徽)人施闰章。
施闰章(1618-1683年)，字尚白，号愚山，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出任山东学政，顺治十七年(1660年)秋离任。
顺治十五年(1658年)院试，施闰章出的题目为《蚤起》《一勺之多》。
施闰章对蒲松龄的两篇文章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一时间，蒲松龄“文名籍籍诸生间”。
为了在科考路上走得更远，蒲松龄自此日夜苦读，但随后16次参加乡试均未能中举，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记其“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
清朝，各省每次录取举人数量基本固定，“乡试中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和考生大省，举人名额仅为69人。
在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每次参加乡试生员约10000人，清朝中后期约15000人，中举率已低于1%，从理论上讲，即使连考10次，乡试不举仍是大概率事件。
晚年的蒲松龄对施闰章当年的嘉许心生感慨，这也是他一生值得自豪之处。
他自认“愚山先生吾师也”，赞其“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蒲松龄将施闰章写入《胭脂》一文并收入《聊斋志异》，在这篇故事中施闰章以贤良端正的身份出现，“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
感恩之情跃然纸上。
自认与黄叔琳有“私淑之情”
第二位与蒲松龄多有交集的山东学政是黄叔琳。
黄叔琳(1672-1756年)，字崑圃，号金墩，顺天大兴人，20岁殿试时位列探花之位。
黄叔琳在山东为官多年，先后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颇有政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山东学政，此时蒲松龄已年届七旬。
黄叔琳知道蒲松龄要比蒲松龄认识黄叔琳更早，这和曾任刑部尚书的山东籍高官王士祯有关。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士祯撰成《池北偶谈》一书，末卷数篇即依《聊斋志异》部分故事改写而成，其中《小猎犬》一文后有“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的注解。
黄叔琳视王士祯为师，两人交往密切，在与王士祯的交往和《池北偶谈》一书中知道了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书。
蒲松龄与黄叔琳相见则是20年以后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蒲松龄与儿子蒲箬、蒲笏、蒲筠一同来省城济南参加考试(非乡试)，小儿子蒲篪、长孙蒲立德随淄川县诸生来济南参加童生试(未中)。
应考期间黄叔琳会见了蒲松龄并主动索阅《聊斋志异》一览。
蒲松龄来省城应考不可能随身携带《聊斋志异》，回家以后整理了一套《聊斋志异》选抄本，修书《上崑圃黄大宗师启》一封，将《聊斋志异》与信札一同呈送黄叔琳。
在信中，蒲松龄对黄叔琳不吝赞美之词。
黄叔琳收到《聊斋志异》和信札后以书信作复，蒲松龄又写了《又呈崑圃黄大宗师》回札。
黄叔琳的谦和礼贤让蒲松龄感到欣慰。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黄叔琳在青州主持贡生选拔考试，蒲松龄参加了本次选拔。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记录了蒲松龄去青州考取岁贡的过程:“岁贡，冬十月，一仆一骑，别无伴侣，奔驰青州道中，六日归来，不至惫病。”
即便如此，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十月的天气里行走在华北苍茫的大地上，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蒲松龄自认与黄叔琳有“私淑之情”，隐讳地向黄叔琳表示希望自己本次考试能够顺利，还表示自己年龄已高不再有意科考，但希望儿孙们在科举上能够得到提携。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蒲松龄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蒲松龄顺利考取岁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获得候补儒学训导头衔，每年可获得朝廷发的四两银子。
次年，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考中生员。
可惜的是，蒲立德此后的科考之路与其祖父一样波折，终老都是一名秀才。
蒲立德这样评价祖父蒲松龄：“虽名宿宗工，乐交倾赏。然数奇，终身不遇，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
对他本人，又何尝不然？
黄叔琳以兴贤育才为己任，清慎廉正、兴学励士，纠正文风，拔擢人才，有“皦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
他重师儒，尊贤良，建书院，尚经术，令士子们称道，他离任后士子们为其立碑，将其列入与范仲淹等齐名的“青州十三贤”。
值得一提的是，6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叔琳的儿子黄登贤“奉命提督河南学政，特调山东”。
父子先后任山东学政，这在山东学政史上仅此一例。
讥讽朱雯学识浅薄、贪婪无度
清代由生员参加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53年间共举行过19次乡试(含康熙三十九年特科)，蒲松龄参加了16次。
没有参加的3次中，前两次分别是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系其父亲、母亲去世，因丁忧不能参加，另一次则未通过岁试。
在19次岁试考试中，蒲松龄通过了16次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这说明其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唯一一次没有通过发生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蒲松龄54岁。
蒲松龄对本次考试结果及公允性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本次失利系学政朱雯贪腐所致。
朱雯，字矞三，清朝浙江石门(今桐乡)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二月至康熙三十三年正月间任山东学政。
蒲松龄本次科试不彰，并无证据表明系朱雯故意为难或误判所致。
有清一朝120多人出任过山东学政，每位学政均系进士出身并由皇帝选派，不可能胸无点墨。
任山东学政者多为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的才俊，甚至还有像于敏中这样的状元。
朱雯与蒲松龄本不相识，依常理堂堂学政实无必要故意为难一位年过五旬的老生员。
但蒲松龄不这么认为，他对朱雯多有讥讽，认为其学识浅薄、贪婪无度。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名为《蚰蜒》的文章，蒲松龄在文中指名道姓地说：“学使朱矞三家门限下有蚰蜒，长数尺，每遇风雨即出，盘旋地上如白练。然按蚰蜒形类蜈蚣，昼不能见，夜则出，闻腥辄集。或云：蜈蚣无目而多贪也。”
不仅如此，蒲松龄还编造了《何仙》一文，“辛未，朱文宗案临济南。试后，诸友情决等第。”
这里的辛未岁指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朱文宗即朱雯，文宗即文章宗匠之意，多用来指代学政或提学使。
这个故事说的是王瑞亭请来的乩神何仙，准确预测了李生的岁试成绩，暗示朱雯贪贿昏庸，其主持的岁试是提前安排好录取名次的，不能公正衡文取士。
蒲松龄将个人科举不顺融入多篇文章中，《聊斋志异》中这类文章除了《蚰蜒》《何仙》外，还有《叶生》《贾奉雉》《于去恶》《司文郎》《王子安》《胡四娘》等。
蒲松龄从11岁入学到去世的65年间，先后经历了从钟性朴到王传21位学政，这些学政大都名声昭彰。
像被蒲松龄视为取庸汰优、贪赃枉义的朱雯，其官声并不差，并有“尽心所事，劳勣百端”之誉，被认为是一个慧眼识才的学政，《山东通志》有载。
客观来讲生员中举与否和学政本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乡试正副主考官由皇帝选派，主考官出题，聘请同知等阅卷，学政出于避嫌需要并不参与这些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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