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很多人知道青铜器，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岭南的青铜器，尤其具有岭南特色的部分，更是中华文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中原的青铜文明，岭南地区青铜器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甚至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原地区传统的青铜礼器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南越国却依然保留了许多青铜礼乐器，且形制完备，这在南越国时期墓出土的青铜器就足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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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常见乐器
也是重要的礼器
在广州博物馆里，也藏有不少青铜器，商周时期的爵、鼎、簋、钲等40余件，战国时期饕餮纹铜编钟1组11件等，但因这部分青铜器主要由容庚先生捐赠，出土信息尚未明确，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主任宋平告诉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看其形制，应是北方地区铸造的产品。”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也藏有另外两件出土于广州，有明确信息的青铜礼器，这是战国时期的2件铜编钟，宋平说，“该铜编钟1975年出土于增城石滩氮肥厂。编钟是常见的乐器，也是重要的礼器。”
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霍雨丰表示，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已出现一些具有典型岭南特色的青铜器，如人首柱形器，以及极具特色的青铜短剑、青铜钺等，还有一些是带“王”字纹、“出”字纹的青铜兵器、工具等。
宋平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主要生活着百越人，通过河流与今湖南地区交流，通过沿海和今福建、浙江一带的人群交流。这一时期，湖南地区属于楚国，其青铜铸造业比较发达，也有一套完整的青铜礼器使用规范。在南迁湖南越人的强烈影响下，以春秋晚期为界，岭南铜鼎的器用特征从“贵重物品”转变为“礼器”。“青铜礼器的使用，说明岭南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交往不仅局限于物质的交换，更开始了群族的迁徙，以及文化的交流与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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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时期出土青铜兵器数量十分庞大
如果说上述时期是青铜器南下的交融期，那么，南越国时期则应该是岭南青铜器的成熟期。时至今日，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已多达千余座，出土青铜器涵盖礼乐器、食器、酒器、水器、服饰生活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霍雨丰介绍，“西汉南越国时期又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时期，秦、汉、楚、越等不同文化因素碰撞与融合，由此在南越国青铜器中，我们能看到具有如秦文化特征的蒜头瓶、铜扁壶，又能看到具有越式风格的青铜鼎、铜刮刀、青铜钺等，还能看到具有楚式遗风的山字纹铜镜、错金铭文铜虎节等。相比岭南先秦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南越国时期青铜器无论是从出土数量，还是器型种类，以及制作技术来看，都更趋于成熟，由于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或者称为‘百花齐放’更为贴切。”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南越国时期出土青铜兵器数量十分庞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州秦墓出土的“十四年”属邦铜戈，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张仪”铜戈，“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器，成组、大型、且完备的青铜礼乐器，则只见南越文王墓和罗泊湾一号墓。”霍雨丰说介绍，南越国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在南越国出土青铜器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沿袭中原的礼制特征。“鼎+壶”是西汉南越国时期最为常见的礼仪用器组合，高级贵族墓葬随葬的是青铜鼎和青铜壶，一般贵族墓葬则是随葬陶鼎和陶壶，但显然是模仿这一青铜用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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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岭南具备制作简单青铜器能力
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具有本地越文化特征的青铜礼乐器不少，南越国墓葬如罗泊湾汉墓就有出土铜鼓，兼具礼仪性质，象征身份与地位，有的还与葬俗有关（铜鼓葬），主要流行于西瓯、骆越（即今广西一带），广东地区少见，仅在东山南越国墓（86东林M3）出土了陶鼓，为模仿铜鼓而制。羊角钮钟，和铜鼓一样，都属于典型越式乐器，在广西罗泊湾汉墓M1有出土，广州博物馆亦藏有传世的羊角钮钟。
霍雨丰介绍，具有实用性的岭南特色的青铜器还有越人常常使用的青铜工具铜刮刀，用途极广。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铜提筒的出土，这器物分布极广，在广东、广西、越南均有出土，是典型的越式风格青铜器，一般储酒或储水，有的提筒还附有青铜盖或木盖，广州汉墓出土铜提筒不少，其中以南越王墓船纹铜提筒最为盛名。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烤炉、姜礤、四连体铜熏炉等，属于汉越文化融合的产物，都极具特色。
在霍雨丰看来，先秦岭南出土的一些具有典型本土风格的青铜器，说明本地已具备制作简单青铜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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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托座堪称南越国铸铜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岭南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到：“广东境内虽尚未发现青铜时代的铸铜遗址，但在海丰、揭西、珠海、深圳以及香港等地，都发现过东周时期铸造青铜斧、钺和鱼钩、铜铃等青铜器的陶范或石范，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已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
著名岭南青铜器研究专家李龙章在《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一书中，结合岭南先秦出土的大多青铜甬钟，有“器型轻薄”“形制花纹杂乱不规范”的特点，与中原青铜编钟有明显差别，认为它们应是本地越人工匠所铸。
至西汉南越国时期，随着秦平岭南，大量工匠、技术、文化传入岭南，青铜器的制造水平有显著提升。如南越王墓出土一套8件的青铜句鑃，每一件都有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乐府工造”证明是南越国的乐府机构监督制造的青铜乐器。
著名考古学家、南越王墓考古发掘副队长黄展岳在其《论南越国出土青铜器》一文，认为“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出土青铜器显示了南越国青铜冶铸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但一些青铜器有明显焊接修补的痕迹，也说明南越国的青铜器并不宽裕，开采铜矿的能力有限，所需铜材至少有一部分还要由中原内地供应”。
霍雨丰补充介绍，“南越王墓出土的漆木屏风，是汉墓考古中所见不多的实用屏风，屏风上的鎏金铜顶饰和下面的鎏金铜托座，特别是人操蛇托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黄展岳评价其’堪称南越国铸铜技术水平的代表作’，该青铜托座也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单之一。”
诸侯王级青铜礼制
南越文王墓作为诸侯王级墓葬，体现了较多青铜礼制方面的特点，霍雨丰介绍：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了14件汉式小铜鼎，器型小，显然不是用于烹饪的实用器，很可能是一套用于祭祀的青铜用器。
●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了一套14件的青铜钮钟、一套5件的青铜甬钟、一套8件的青铜句鑃，以及两套石编磬，如此完备的礼乐组合，在全国诸侯王墓也不多见，如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亦出土青铜钮钟+青铜甬钟+石编磬的组合，与南越王墓最为接近，不排除这是一组诸侯王级别的礼乐组合，但南越王又创造性添加了一套8件的青铜句鑃，这是一种源于春秋时期吴越地区风格的青铜乐器，在全国汉墓考古已不多见，更何况是一套大小有别的组句鑃，使得南越王墓的礼乐组合别具一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宴乐礼仪空间的东耳室，还殉葬一名乐师，以及2件疑似奏乐俑的木俑，与出土乐器一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礼乐场景。
●南越王墓还出土种类丰富的水器，包括铜鉴、铜盆、铜鋗、铜匜等，这些器型最早源于周代的“沃盥之礼”，虽然南越王墓这些水器已趋于实用，礼的因素可能已经大大减弱，但以失蜡法铸造的纹饰繁复的青铜鉴，以及通体鎏金的铜盆、铜匜，似乎又在彰显这些水器的非同一般。
●作为礼仪空间的前室，不仅有彩绘卷云纹壁画，还有一套青铜制的车马饰件随葬，以及一名“景象令”殉葬，结合前室门外外藏椁处的一套鎏金仪仗饰，这些形成一组较为完整的车马仪仗出行礼仪场景。
●另外，西汉南越国高等级贵族效仿中原形成具有礼仪性质的佩剑制度，在铜剑（也有铁剑）身上加以玉饰装饰，完整的一组玉剑饰包括剑首、剑格、剑璲、剑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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